第七、监察法第67条规定，监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依法给予国家赔偿。
[2]也是本文所涉问题的逻辑起点。而在郑集柱与乐清市公安局等处罚上诉案中，[16]原告郑集柱与其他村民一起到乐清市纪检部门反映其所在的上岩后村集体土地问题，该村村长陈加华到场在市府大院内与原告相遇，双方发生言语冲突。
这是行政机关对违法行为做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的基础规范之一。[21]而该法又明确了产品质量的无过错责任原则，因此，两个案件中的法院事实上都是采取结合立法目的方式来判断是否应当将主观恶意视为处罚与否的考量要素进行裁判的。然而，为原本充满主观性的规则创立一套去主观化的判断标准非如容器量水那般便利，因此，通过对具体案件的剖析和解释，对于明确不予处罚决定要件的具体内容，或许可以产生柳暗花明的效果。2.纠正 需要进一步讨论的一个问题是，这里的及时纠正仅指违法行为人主动纠正，还是亦包括行为人是出于被迫来纠正自己的违法行为的呢？由于行政处罚法本身对此并无明确规定，因此在这一要件的适用上也就有了解释的空间。而本案中注册商标权利人天华公司系管理公司而非生产性公司，祥和泰公司涉案商标侵权行为亦没有造成天华公司竞争利益或者市场份额的实际损失，即未对天华公司造成实际损害后果。
而对于那些没有主观故意且未造成实际损害后果，责令停止侵权行为即足以保护商标专用权并恢复商标管理秩序的，可以在责令立即停止侵权行为的同时，明确告知行政相对人自行去除侵权标识，无需加处罚款、没收等行政处罚，以体现商标法的立法目的以及商标行政执法的谦抑与平衡。然而，就算是法律明确了对轻微的判断是从上述四个方面着手进行分析，也依然逃脱不出判断的主观性。一、妥协：执法检查对象之争及其化解、委托检查的引入 妥协，是指作为中央政府分支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为寻求地方政府的支持而向后者单方面做出的让步。
然而，如果由上一级国家机关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推广，那么，地方官员在学习时所承受的压力便不复存在，尽管这同时意味着作为学习者的地方政府拥有的选择权和自主性偏弱。由于中央垄断优质税源，导致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等举债实现注水的GDP目标。目前，委托检查不仅被《监督法》固定下来，[27]而且业已成为一种常态化、普遍化的检查实践。面对这一执法顽疾，常委会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解决：首先，是通过宣传教育等转变领导干部和执法人员的观念。
执法检查则有助于发现那些行之有效的执法经验。[26]《关于改进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工作的几点意见》(1999年)。
1999年《大气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报告可见一斑。相反，就决策风格而言，该国更倾向于通过协商与妥协(negotiation and compromise)解决联邦与州的管辖权争议。[39]例如，有报告提到，由于经费有限，必需的高端设备无力投入，现场快速检验能力也不适应实际需要，导致我国总体检验检测能力不强。[3]与此同时，随着分税制改革的推进，也有学者认为我国已经出现了财政联邦制或财政联邦主义的权力架构。
由于天然缺乏直接将地方政府作为监督对象的组织法依据，作为检查主体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积极寻求与地方政府实现互益型的合作。在实践中，州被视为独立主权的存在，它的同意是必需的。因此，检查组或全国人大常委会不宜直接对地方政府的执法情况进行监督。[44] 其结果是，创新让位于模仿，抄袭复制上位法成为普遍的稳妥选择，[45]而地方立法的适用空间也渐趋狭窄。
在执法检查过程中，这一问题也已成为重要的关注点。以提高中央政府财政汲取能力为目标的分税制改革事实上是一个权力集中的作业。
例如，各地提出，文物保护法中要求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制定的法规和文件，如国有文物收藏单位不再收藏的文物的处置办法、文物认定的标准等，至今尚未出台，影响了相关工作规范开展。作为最高国家行政机关的国务院，不仅统一领导各部和各委员会的工作，并且领导不属于各部和各委员会的全国性的行政工作，而且还统一领导全国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工作。
[20]参见《关于加强对法律实施情况检查监督的若干规定》(1993年)。中央与地方行政机关、审判机关、立法机关之间的关系纽带依次由强变弱递减。尽管地方政府能否成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的对象仍然存在争议，检查组还是利用检查的机会直接向所至省、市、自治区政府提出反馈意见。组织法与检查实践的错位也产生了一种认识上的误区，即地方政府就是执法检查的对象。《民族区域自治法报告》(2015年)，载《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2016年第1期。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到地方去调研的主要目的，是从下面进一步了解和掌握法律实施的真实情况和存在的问题，以便较为全面地评估法律实施的状况，督促国务院及其部门和‘两高改进执法工作。
[46]然而，对于身为执法者的地方政府而言，粗疏而不接地气的全国性法律的用户体验并不友好——因其难以解决执法者所面对的具体问题。[56] 三、利他：遏制地方保护主义、分享执法经验、解决跨区域执法问题 在执法检查中，央地关系还存在第三种形态——利他。
例如，在水污染防治领域，每条河流上中下游、左右岸治污要同步。在许多部门和地区，执法人员的短缺始终是个严重的问题并阻碍执法工作的顺利开展。
由此可见，通过回归和遵循宪法、组织法上的原则，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效地消除了地方政府对其监督行为的抵触。[32] 有时，执法检查组还到地方调研整改工作落实情况。
[19]因此，全国人大常委会早在1993年就明确，执法检查的对象是中央的一府两院。[50] 其次，是要求明确法律实施中的权责分工。具体而言，去中央化、意识形态立场的松动以及经济开放促成了地方政府的成长，从而为改革提供政治保护。[52]《清洁生产促进法报告》(2010年)，载《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2010年第6期。
执法检查则为地方政府参与匡正和完善立法提供了平台。[54]《食品安全法报告》(2010年)，载《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2010年第2期。
[27]参见《监督法》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七条。但是，相关的制度往往付之阙如，单靠地方政府也难以改变现状。
[8]此外，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之间通过共谋瓦解中央权威也并非罕见。例如，在劳动法执法领域，执法人员与企业员工的比例突破1000，甚至达数万，根本无法实现有效的监管。
[29] 同年，在环保法执法检查反馈会上，全国人大环资委副主任徐永清直言，陕西环保工作由于历史积累问题过多，形势仍然不容乐观。例如，有报告建议，对于销售产品过程中搞地方、部门保护主义的问题，法律应增设禁止性规定。通过委托检查缓和地方人大及政府的抵触情绪，此为妥协。首先，是通过设立新机构弥补某个执法领域的人员不足问题。
由于缺乏将地方政府作为监督对象的组织法依据，作为检查主体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积极寻求与地方政府实现互益型的合作。[86] 有学者在对美国与加拿大两国联邦制对比之后认为，与美国更加借助于清晰的分权规则不同，加拿大似乎并不过于依赖于此类规则和边界。
[40] 为了确保经费投入到位，执法检查组通常米取两种措施。[49]就《土地管理法》的完善，地方提出应明确土地征收和征用的范围和程序。
北京市原副市长吉林一一予以回应，并表示，我们将加快落实，绝不辜负全国人大的期望。[31]对此，市政府表示，要按照执法检查组的要求，进一步提高认识，深化战略环评和规划环评，完善环境管理机制，加强建设项目中后期监管和环境影响评价的资质管理，使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在上海进一步得到贯彻落实。
